黃河、長江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她們共同造就了中華文脈，共同書寫了何以中國。
8月24日，“長江對話黃河：新時代大河文明保護傳承弘揚研討會”在漢江之濱、南水北調工程中線源頭的湖北十堰丹江口舉行。
長江對話黃河：新時代大河文明保護傳承弘揚研討會現場。王箏 攝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江河互濟生生不息”“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長江文化時代價值”……這些閃爍著思想智慧的觀點，成為當天研討會上的熱議焦點。
來自中國文物學會、長江文化促進會、國家文化公園專家咨詢委員會秘書處等十多家國家級權威學術研究機構代表，以及北京、江蘇、湖北、河南等地的數十名知名專家齊聚一堂。
江河互濟，長江和黃河共同譜寫華夏文明篇章
放眼世界，許多地區的古代文明都是由兩條河流共同孕育的，如西亞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南亞的印度河和恒河、中亞的錫爾河和阿姆河。根據考古實證，長江與黃河交流不息的二元結構起始于史前時代。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后來的考古發現證明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顧玉才說，長江和黃河源遠流長、交相輝映，共同譜寫著華夏文明篇章。
研討會上，顧玉才以古代長江、黃河的文明對話與交流為題，闡述了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先民各自的發明創造與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長江流域發明的水稻與茶葉栽培、水利設施、瓷器燒造，黃河流域的谷子栽培、絲綢、青銅和鐵器制造，長江與黃河流域各有優勢，同時兩者在文明起源和發展進程中互相借鑒，共同提高，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江河互濟形成了生生不息的動力，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宏偉氣象，共同建構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長江文化促進會副會長田澤新代表主辦方致辭時說。
交流融合，產生影響深遠的世界性文化成就
早在約80萬年前，我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就已經呈現出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多樣的文化差異。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教授認為，后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長江與黃河二元一體結構的持續深化，產生了各種影響深遠的世界性文化成就，包括農業、手工業、建筑業、水利、思想、文學、藝術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方勤認為，長江中游地處北通中原黃河文明、東西連接長江上下游的中樞地帶，文化交流與融合是其最大的特色。早至新石器時代，該地區就與長江上游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就有著密切的交流。不僅如此，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棗陽雕龍碑遺址、宜昌中堡島等地就與中原文明交往。
黃河與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發源地，廣袤的平原、丘陵、低山山脈為中華民族主體提供了世所罕有的廣闊生存發展空間。古代黃河流域以農耕加游牧為主，而長江流域則以農耕加漁獵為主。據統計，現在的長江與黃河的總流域面積為259.5萬平方千米。
20世紀50年代前，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水稻發源地在印度河流域，歐洲的水稻都是從印度傳過去的。20世紀70年代，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將中國水稻種植歷史提前到7000年前。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湖南江西各地發現了大約距今1萬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痕跡。近幾年，錢塘江流域發現了距今1萬年前的水稻，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國家。
“長江流域也是茶的發源地。”顧玉才介紹，文獻《僮約》里有“武陽買茶”的記載。余姚田螺山則發現了6000年前的茶樹根遺址，經過日本學者研究證明是人工栽培的茶樹。日本茶道從長江流域一帶傳播過去。印度茶葉大吉嶺紅茶、阿薩姆紅茶產自中國，自9—10世紀經云南傳入阿薩姆地區。
“在絲綢方面，一直存在中國、印度、希臘科斯島等起源的爭論。而在中國，很多人也覺得絲綢好像起源于長江流域。”顧玉才說，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在黃河流域的滎陽縣汪溝、青臺村發現的最早絲織物，雙槐樹遺址出土的牙雕家蠶等，都表明了黃河流域在栽桑養蠶與絲綢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另外，黃河流域粟黍的馴化栽培同樣歷史悠久，磁山遺址的大量粟灰窖穴、興隆洼文化出土的粟黍，以及東胡林人遺址中發現的最早人工栽培粟粒，都證明了黃河流域在粟黍馴化栽培方面的早期成就。
因為交流互鑒，兩河流域文明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他們的發展又促進了中華民族的不斷前行。“‘金道錫行’是溝通南北的銅錫之路，更是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之間的資源、文化、人才和科技的融合之路。”周王朝推行的分封制進一步促進了長江流域融入華夏文明的步伐，使長江流域大量的銅、錫資源運到中央王朝。方勤以曾國考古的系列發現為例，列舉了“賜之用鉞，以征南方”“用為民政”等出土的大量青銅銘文。通過這些考古資料，揭示了中央王朝借助“金道錫行”對南方的經營和開發，以及長江流域向中原輸送銅資源的存在。
多元一體，奠定了中華文明發展的堅實基礎
長江黃河流域的碰撞交流，時而各有千秋，時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考古工作成果更加實證了自古以來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人民之間暢通無阻的相互交流、扶持、融合，共同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歷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委書記劉海旺表示。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水博物館網絡科學顧問鄭曉云統計，從東晉至近代以來，長江和黃河之間經歷了四輪波瀾壯闊的文明大互動，涉及人口交往、政權格局、技術、經濟物資、文化習俗等多個方面。
第一輪大的互動交融在東晉末年。東晉滅亡之后，第一次出現人口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大規模遷徙，這使長江流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長江流域作為一個地域廣闊、資源豐富的區域，第一次接納了黃河流域人口和文明的融入。黃河流域帶來了的政治、社會、技術、文化等諸多層面的大量文明的因子，對長江流域的開發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輪大互動在隋唐至北宋時期。盡管長江流域有著豐厚的自然資源和人類活動的空間，但在政治格局中不占有主導地位，此時國家的政治中心仍然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則是國家的經濟中心。長江流域每年為北方輸送大量的糧食和物資，成為國家政權運作和軍民生活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在北宋政權時期，每年通過長江漕運從南方運往北方的糧食達到800萬擔，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調運糧食的最高峰。
第三輪大互動在南宋政權的建立到元的統一這一時期。北宋滅亡，政權再次南遷，出現第二次大規模的“衣冠南渡”，長江流域再次成為延續中國統一政權和中原文明的區域，再次以宏大的懷抱接納了從北方遷徙來的政權中心和大量人口，而北方政權的南遷同樣也帶來了文明的南遷，長江流域再次被注入了文明發展的活力。
第四輪大的互動時期在元朝實現統一之后，一直到近代。這個時期，長江流域成為支撐國運的重要基石。元明清三朝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資，尤其是糧食通過漕運調往北方，支撐了國家政權的運作，使國家大后方得以穩固。
鄭曉云說：“大互動鑄就了兩者不可分割的關系，使得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盡管各有發展方向、特點、規律，同時又成為多元的一個整體，奠定了中華文明發展的堅實基礎。”
“探源中華文脈，有助于為當今世界文明交流互動提供古老的中國經驗和新時代的中國方案，使人們能夠更加深切地認識到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特聘專家、湖北省考古學共同體秘書長、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長劉禮堂認為。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湖北段，打造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
“進行文明對話十分必要，非常重要，亟需加強。黃河、長江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具有同等的地位，做出了同等的貢獻。如何進行文明對話。處理好空間與時間的對話關系，是我們做好文化對話的重要命題。”武漢市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長江文化促進會理論與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樊志宏在作研討會總結時給出了四個結論共識。
“當下，正是因為一泓清水永續北上，將長江和黃河連通了起來，讓更多人直觀地領會到了中華民族一體運行的整體性、系統性，讓更多人看到了多元一體格局的運行機制。”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認為，新時代，湖北具有搭建南北交流平臺、推進流域協同高質量發展的巨大資源優勢。
丹江口水庫。丹江口 供圖
本次會議由長江文化促進會、湖北省國家文化公園專家咨詢委員會主辦，長江水利委員會宣傳出版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發展研究院、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南京長江文化研究院、長江設計集團城市規劃與建筑設計院、長江網承辦。會議系“讓世界沿著長江讀懂中國”2024長江文化主題宣傳推廣活動國內預熱之一。
長江兩江四岸風光
下一步，“讓世界沿著長江讀懂中國”2024長江文化主題宣傳推廣活動將走出國門進行成果展示，形成海內外聯動。通過大河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推動長江文化與世界大河文明的對話，讓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湖北段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