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中，我國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土地等資源推動城市化的發展模式，至今還沒有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很多制度約束問題，比如，新市民問題?！靶率忻瘛笔侵感逻M入戶籍地以外城鎮的居民，即戶籍地和工作居住地分離的居民。新市民包括本地的農業轉移人口和農民工、大學畢業生等外來務工人員。2015年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94億人，其中流動人口已達到2.47億人。截至2016年，農民工總量達2.817億人，本地農民工1.122億人，外出農民工1.693億人。流動人口大規模存在既不利于國民經濟現代化，也不符合城市自身的長遠發展利益。

　　2016年10月國務院發布《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到2020年國家將實現一億人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五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的實施意見》，為如期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提供用地保障。盡管如此，居高不下的城市房價，意味著以工資為主要收入的農民工和城鎮市民都難以購買商品房。新市民可以考慮不買房，但租不起房子很可悲，將導致生存瓶頸問題。我國現有的住房保障制度以本地戶籍為主要邊界，未能有效地納入農民工在內的新市民。因此，新市民的住房問題面臨市場失靈和政策失靈的兩難境地。新市民的住房狀況和居住環境究竟如何改善呢？

　　農民工市民化、居住問題日益突出，農民工自主改善居住環境的能力較低，獨立租賃需求有所提高。在現階段，有能力和條件購房的群體比例仍然很小，他們的租金可支付能力也較低。2015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3072元，居住支出為475元，占生活支出的46.9%。2015年，外出農民工中，在務工地購房的比例1.3%，與他人合租的占18.1%，下降0.3個百分點；獨立租賃居住的占18.9%，提高0.4個百分點，在單位宿舍居住的占28.7%，在工地工棚居住的占11.1%，在生產經營場所居住的占4.8%。

　　住宅普遍豪宅化與梯度消費矛盾日益加劇，新市民可承受的低價位房源少，大部分新市民無法享受住房保障。房價的快速上漲引領租金的快速上漲。加之，“城中村”等農民工聚居地改造加快，農民工的住房可承受能力相對下降，很難在就業市場的附近找到合適的房源。這導致越來越多的人群面臨住房困難，尤其農民工在內的新市民無法融入城市商品房市場。同時，很多新市民被排斥于公積金制度、公租房制度在內的住房保障體制之外，尤其農民工。大部分城市的新市民住房保障都傾斜于人才引進。這有悖于“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要求。

　　住房問題、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化加大新市民的流動性。新的居住證制度也構成了一道新的“鴻溝”，成為城鄉居民新的福利分水嶺。因此，有必要實施“一個原則、兩個路徑、三個改革”，解決新市民住房問題，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

　　一個原則，即舉家安居樂業為原則，保障新市民的家庭居住權和其子女教育的市民化待遇。優先解決有未成年子女的中低收入新市民家庭居住問題。

　　兩個路徑，即以市場化手段為主、以住房保障為輔，促進梯度消費，解決大部分新市民的住房問題。高收入階層的新市民可以通過市場自主解決住房問題，對他們實施廣義住房保障，比如公積金制度。通過以下措施，應積極確保中、低端住宅供給，發展租賃市場。

　　第一、住房保障向新市民逐步開放。地方政府應將新市民的住房需求納入中小城市和城鎮的住房保障規劃，中央和省級的住房保障補助資金相應配套支持。第二、充分利用城市舊房和正規小產權房，解決部分新市民住房問題。放慢城市舊房的拆遷速度，為農民工提供過渡住宅。第三、積極發展保障房二級市場，對過剩的保障房推廣“租售并舉”，加強保障房的循環利用。盤活錯配、閑置的保障房，培育保障房二級市場。

　　通過三個改革，即公積金制度改革、租賃制度和房產稅改革，促進新市民住房保障制度體系的形成。

　　第一、通過公積金制度改革，提升公積金的“準公共產品”性質，適應“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需求。首先，建立“公積金銀行”，創建公積金制度新功能的載體。目前設立“公積金銀行”條件已基本成熟，龐大的公積金余額需要全國協調管理，投資理財，需要銀監會等專業機構的監管。其次，借鑒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賦予公積金制度社保和醫保功能。最后，建立全國互認的個人公積金賬戶，優化公積金的增值收益分配，鼓勵新市民自行繳存公積金。第二、借鑒德國經驗進行住房租賃制度改革，即實行租金管制和租賃補貼制度，發展住房租賃保障制度。第三、加緊實施房產稅，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可支配收入，實現資源的再分配。

　　總而言之，新市民的住房問題日益突出，應盡快解決市場失靈和政策失靈的問題，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