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送轉背后暗藏的密碼：私募與上市公司聯手“信息操縱”

　　12月1日晚間，新易盛公告，公司擬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發現金股利3.50元(含稅)，同時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20股，成為年底高送轉風潮中的一員。此前已先后有永和智控、天龍集團、瑞和股份等9家公司披露了高送轉預案。

　　作為二級市場的一個熱點故事，多年來，上市公司及其利益相關方在推動高送轉的實施上一直樂此不疲。

　　有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市場上有部分私募機構與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或高管達成協議，控制高送轉等利好消息的釋放節奏，同時私募機構配合在二級市場通過自身資金優勢大幅拉抬股價，造成是高送轉利好刺激的假象，引誘市場投資者大量跟進買入，進而實現幫助上市公司高管在高位減持股票的目的。

　　這類操作的背后是上市公司高管與私募機構進行收益分成，其操縱模式也被監管層歸類為信息型操縱。

　　“利用信息優勢操縱股價是對其他市場參與者的不公平，極大地損害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影響惡劣?！?2月1日，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信息操縱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過控制高送轉等利好消息操縱股價之外，信息型操縱還有很多種表現形式。

　　比如今年證監會查處的首例信息操縱案件“宏達新材案”，就是上市公司與私募機構合謀通過“偽市值管理”的方式操縱市場。

　　彼時私募機構上海永邦利用宏達新材的重組概念，為宏達新材進行“市值管理”。其操作手法是通過大宗交易購買上市公司股東持有的股票，為上市公司股東提供現金，并與其約定回購期，由其通過大宗交易將股票購回。雙方約定，如果在回購時股價上漲，上海永邦按約定收取股價上漲收益部分的10%或20%，再收取一定的融資利息；如果虧損，損失由上市公司股東承擔。

　　當時證監會對該案作出頂格處罰，對宏達新材董事長處以300萬元罰款，對上海永邦給予警告，并處以630萬元罰款。

　　事實上，對于通過信息操縱市場，上市公司及私募機構合謀者均有相應的利益需要。

　　據北京一位接近監管層的券商人士透露，在上市公司層面，上市公司大股東、實際控制人為了增發或減持股份等目的，往往存在拉升股價的沖動，特別是在牛市周期中，受高企的股價誘惑，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們減持意愿強烈。因此，在市場層面，一些私募機構以此為商機，打著“市值管理”的旗號進行項目運作，與上市公司大股東捆綁形成利益共同體，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與私募機構的股票炒作相互配合，在特定時段共同推高股價。

　　監管層密切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監管層近期的動向來看，高送轉背后隱藏的信息操縱也正在引起重視。

　　目前交易所對已發出高送轉預案的永和智控、天龍集團、北信源等公司發出問詢函，高送轉是否配合減持以及內幕信息的保密情況成為監管層最為關注的內容。

　　此外，深交所也發布公告稱，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高送轉時必須披露業績預告，原則上不支持虧損或業績大幅下滑公司高送轉，同時公司有責任向重要股東問詢減持計劃。

　　不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均認為，監管層認定信息操縱的“合謀”十分困難。

　　“首先對這種信息操縱行為要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股價異動與之有必然的聯系，但這方面調查取證也比較復雜，需要監管機構的專業判斷；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波動幅度大小來判定影響股價的程度，再比如從危害性來看，有沒有給其他投資者帶來巨大損害、虧損額多大等因素，都要被納入考慮?！睏畹慢埍硎?。

　　“其實現在規定并不少，監管制度也很全面。”12月1日，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孟慶斌認為，“但問題是怎樣有效地落實。比如現在的處罰力度并不大，缺少威懾力。本質上還應該從監管角度出發，規范整個市場的運作。”

　　除了在操縱源頭上作出努力，市場參與者也需提升必要的辨別能力。

　　“投資者應避免盲目相信傳聞、跟風炒作虛假題材等行為?！?2月1日，武漢科技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議投資者應當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根據上市公司業績，辨別相關信息的真偽性和可信度?！?/p>

　　“可以看到，劉士余擔任證監會主席后，一直致力于嚴厲處罰違法行為，著重引導市場投資者從炒題材股轉向價值投資，投資藍籌股?！睏畹慢埜嬖V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總體來看十分有效。后續還要繼續引導投資者看重價值投資，規避炒小盤股、垃圾股，只有投資理念正確，才能避免中小投資者被信息操縱行為左右。”

　　事實上，在打擊市場操縱方面，國外先進資本市場的經驗或許可以借鑒。例如，美國證監會能全面管理和監督證券市場，對證券市場中違反法律的行為有權進行行政或刑事調查。但相比于美國證監會的職權，我國法律的規定還未夠寬泛。

　　12月1日，上海邦信陽中建中匯律師事務所李佳韻律師認為，我國應該強化行政立法，通過加強并細化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規章來完善反操縱體系，有效彌補《證券法》、《刑法》等法律法規的疏漏之處。同時，也要賦予各種監管機構一定的規則制定權，使其能根據所遇到的具體情況制定一定的規則加以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