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困擾大城市 大城市空間有多大？

　　制圖：蔡華偉

　　前文回顧

　　5月12日，本版刊發“大城市的糾結”系列報道第一篇《“城市病”緣何而生？》。

　　報道認為，我國“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有規劃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學等原因；從深層次看，有政績考核體系、財稅體制不完善等體制機制性原因。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專屬病”。國內外實踐也充分證明，“城市病”與城市大小沒有必然聯系。實際上，大城市特有的規模效應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報道認為，既然“城市病”不是因為大造成的，我們就不應因噎廢食、因“病”廢大，而應在發展中小城市的同時，重視大城市的發展，同時治理其“城市病”。

　　人往高處走

　　大城市機會多、選擇多，是創業者的高地、圓夢者的福地

　　大城市，承載夢想和希望之地。

　　截至2013年底，我國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達127個，其中超過400萬人口的城市為21個，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有6個。

　　有人說，大城市的門是單向的，城外的人想進去，城里的人不愿出來。人們為什么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魔力”從何而來？

　　王愛蘭，家在江西農村，15年前她揣著200元錢到上海打工，如今做育兒嫂月收入達5000元。

　　12歲的小林家在甘肅農村，近幾個月來他經常會頭痛到全身抽搐。父母帶他奔蘭州，去西安，最后來到了北京。小林父母相信，北京有全國最好的醫院和醫生，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走出山鄉，奔向城市；離開小城鎮，匯聚大城市。這樣的選擇基于一個道理：“人往高處走”。

　　“高”，意味著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說，大城市里的就業機會更多，城市規模每擴大1%，個人的就業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個百分點。

　　“高”，還意味著更完善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和更豐富的文化生活。紐約公立學校在每位學生身上投入的教育經費居全美第一；倫敦則擁有45所頂級大學，居英國各城市之首。紐約和倫敦之所以成為世界聞名的移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們擁有優質的教育、文化等資源。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這樣揶揄東京人的生活：“他們的家遠在郊外，每天花費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擠在令人窒息的滿員列車里上下班。為了償還房貸加班加點，消耗寶貴的健康與時間?！钡词惯@樣，由于大城市機會多、選擇多，是創業者的高地、圓夢者的福地，因而仍然吸引著眾多人口源源不斷地向其集中。

　　大有大的好處

　　發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

　　一位針灸醫師，從臺北移居上海。眾人不解：臺北不好嗎？醫師說：“我在臺北一天扎30個，在上海能扎300個?！?/p>

　　“這個故事雖然簡單，但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集聚帶來的好處”，陸銘說。

　　大城市的集聚效應首先體現在分工專業化上，大城市聚集了各層次人才，能更好地實現專業化分工，提高生產效率；其次，大城市里的大量人才資源可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企業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資源，勞動力也能找到更多就業機會，中間的交易成本被壓縮；此外，按照大數法則原理，大城市里的大量人口、資源可帶來更大、更多元的需求，能對企業開展經營活動形成天然的保險屏障，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

　　從國際上看，發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在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人口往往向大城市高度集中”，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說，1880年到1920年間，美國城市化率年均增幅高達0.58個百分點，紐約人口從191萬人增至562萬人；1800年至1900年間，英國城市化率從30%多提升到78%，倫敦人口則從約100萬人飆升至近660萬人。

　　越來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是因為大城市經濟具有規模經濟遞增的特點：城市以集聚效應引導工業向自身集中，這種集中又進一步強化了城市的集聚效應，如此循環往復，推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韓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人口和產業向少數大城市高度集聚。以首爾為核心的首都圈，國土面積僅占全國的12%，卻曾集中了韓國近50%的人口、近60%的制造業和70%的國內生產總值。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市中心人口向郊區疏散、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流動的“逆城市化”階段，但隨著大城市生活質量改善、油價上漲，人們重回市中心，大城市又“復活”了。截至2000年，美國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外，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大城市人口都超過其1970年人口，超過幅度約為3%—17%。

　　從國內看，發展大城市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

　　大城市是“發動機”。以人口、經濟、科學文化高度集約為特征的大城市，能有力帶動區域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

　　大城市是“大旗艦”。它既是民族經濟走向世界的“橋頭堡”，又是外國資本、知識、技術進入中國的“吸收器”，對于我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大城市是“孵化器”。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后期，傳統工業進入尾聲，新型工業化正在展開，人口和資源開始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未來對信息、技術、資本等需求旺盛，而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較優勢。

　　反過來說，如果大城市發展滯后，將弱化國民經濟質量，阻礙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事實上，大城市的綜合要素生產率是小城鎮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達到3至4倍之巨。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式的粗放經營與大城市發展不足不無關系。

　　發展還有空間

　　我國的大城市在數量、經濟產出、人口集聚度等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隨著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的蔓延，人們擔心大城市的發展潛力。那么，我國大城市發展究竟還有沒有空間？

　　采訪中，眾多專家認為，與國際上相比，我國大城市發育還很不足，依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從數量方面考量，我國大城市的數量不是多了，而是偏少。2010年國際上3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與100萬—300萬人的城市數量的比值為0.4，50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與100萬—500萬人的城市數量為0.17。據住建部數據測算，同一時期我國這兩個比值分別為0.35和0.13，均低于國際平均水平。

　　“即使未來我國這兩個比值略高于國際水平，也不能說明我國的大城市數量過多。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大城市數量應明顯多于國際水平”，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坦言。

　　從經濟產出方面考量，我國的城市群與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還很大。數據顯示，大紐約等三大城市群GDP占美國經濟總量的67%，大東京等三大城市群占日本經濟總量的70%以上。而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只占全國經濟總量的36%。再看單個城市，倫敦GDP占英國經濟的17%，東京占日本經濟的18.6%，而我國上海僅占全國經濟的5%。

　　即使從人口集聚度考量，我國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發展余地。

　　先看增量。1991年到2012年，上海總人口年均增長49萬人，有人驚呼“人口爆炸”。但如與日本東京相比，這樣的擔心似乎沒有必要。1945年到1965年，伴隨著二戰后日本經濟的崛起，東京人口每年增長近37萬人，考慮到上海面積為東京的3倍，這相當于上海每年增長111萬人；即使將時間拉長，把人口增速放慢的時期也包括進來，比如1920年到1975年，東京人口每年也增長近15萬人，與之相比，上海49萬人的年均增速恐怕不能算快。

　　再看存量。東京都市圈由東京與神奈川、千葉、埼玉三縣組成。在面積上，北京轄區、上海加蘇州、廣州加佛山與東京都市圈均大致相當；在人口密度上，上海加蘇州范圍內的人口密度已接近東京都市圈，而北京轄區、廣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仍與東京都市圈有明顯差距，這一差距主要來自中心城市以外地區的“稀釋”。

　　有人擔心，大城市人口繼續增加，會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但事實上，通過完善規劃、精準定位、科學管理、改善技術等手段，資源環境瓶頸也能繼續“擴容”。比如，發達國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態存在，特大城市是核心，周邊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這樣往往能容納更多人口。資料顯示，紐約都市圈人口高達650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的20%；東京都市圈人口約3700萬人，約占日本總人口的30%；倫敦都市圈人口也多達3650萬人。

　　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

　　大城市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不能無序發展；大城市的發展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大城市的發展有優勢也有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城市就可以任意發展甚至盲目發展。

　　——大城市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不能無序發展。

　　集聚考驗承載能力，人口規模的擴大對供水、交通等資源環境和公共服務的壓力不言而喻。時下，一些大城市熱衷于建新區，一些大城市盲目往外“攤大餅”，甚至一些缺水的西部城市也提出要打造國際化大都市?！按蟪鞘邪l展一定要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不能無限制擴張，不能一味‘造大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說。

　　——大城市的發展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的出現，說到底是市場自然選擇、生產要素集聚的結果，這是個漸進的自然的歷史過程。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強力推進、拔苗助長，而產業支撐跟不上，往往建成的是缺乏產業的“睡城”、沒有人氣的“死城”。

　　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政府應當在規劃、定位、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難題最終都落在人口管理上。在國際上，主要靠市場來自發調節大城市人口規模。隨著人口的涌入，房價等生活成本的上漲，會使一部分人逐漸離開大城市?！笆谞柸丝谠?010年—2013年間連續4年呈凈流出，其中46.6%是因為高昂的房價”，李鐵說。

　　李鐵認為，我國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礎設施供給市場化的范疇，加快推進階梯價格政策，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場化之后，價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場化調節也自動會導致人口分流。

　　需要指出的是，引導大城市健康發展，需要更為寬廣的視野。姚洋認為，在類似北京這樣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的超大城市，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通過一些措施來抑制城市的過度膨脹，從中長期看，還可以通過發展都市圈、實現圈內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來予以疏解。

　　令人欣喜的是，時下京津冀一體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為我們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發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條有別于傳統的新的思路。

　　延伸閱讀

　　以特大城市為核心，周邊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逐步一體化

　　聚焦全球五大都市圈

　　在經濟發展中起龍頭作用

　　縱觀全球城市化進程，人口、生產和公共服務在空間的集聚是個普遍規律。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造成城市越來越大，一些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若干個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不斷加強聯系，構成了城市群。城市群發展到成熟階段，出現了以特大城市為核心，周邊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優勢互補、逐步一體化的圈域經濟現象，形成了都市圈。

　　20世紀，全球范圍內相繼形成了紐約、美加五大湖、日本東京、法國巴黎、英國倫敦五大都市圈。都市圈在各國及世界經濟發展中起著龍頭作用，具有強大的輻射能力和帶動作用。

　　紐約都市圈，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包括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和華盛頓5個大城市，以及40個10萬人以上的中小城市。以東京市區為中心，半徑80公里，東京、埼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共同組成了東京都市圈。倫敦都市圈，則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包括倫敦、伯明翰、謝菲爾德、曼徹斯特、利物浦等數個大城市和眾多中小城鎮，是產業革命后英國主要的生產基地和經濟核心區。

　　人口集聚是都市圈的顯著特點。巴黎都市圈市區人口密度高達2萬人/平方公里，英國一半人口集中分布在不足1/5國土面積的倫敦都市圈。

　　生產的集聚效應在都市圈里也體現得非常明顯。日本的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占整個日本經濟總量的70%以上。

　　政府包容人口自由流動

　　世界上大多數都市圈都經歷過由于人口高度密集而引發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困擾的階段。但對人口的自由遷移，這些都市圈一般采取包容的政策。外來人口進入后，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就地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英國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倫敦，為解決倫敦市下層居民的居住條件惡劣問題，倫敦市清除貧民窟，建設低成本住房，以改善居民住房條件。曼哈頓繁華的奢侈品專賣店旁邊，雜貨、小吃等流動攤販比比皆是；當前東京都市區，就業勞動力中還有近10%的人口為中學以下學歷。

　　另一方面，人口的高度集中，抬高了生活成本，一部分人選擇逐漸逃離都市圈特別是核心城市。